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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課題組一篇預言今年中國經濟重大轉向的雄文（強烈推薦）

作者：admin 日期:2024/3/12 來源：上海廠房網熱線：400-0123-021 【提交需求】

作者：清華大學中國經濟思想與實踐研究院宏觀預測課題組

來源：《改革》2024年第1期

2023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堅持穩中求進、以進促穩、先立后破”的宏觀治理思路，為中國經濟政策調整指明方向。那么，當前中國經濟形勢究竟如何？2024年的經濟政策將出現哪些方向性的重大調整？

本文首先分析當前中國經濟形勢，指出中國經濟發展潛力仍然巨大，但當前經濟增速低于潛在增速，尤其體現在：（1）消費者信心和企業景氣程度不足、內需相對疲軟；（2）經濟增長吸納就業能力顯疲態，部分吸納靈活就業的蓄水池行業趨于飽和。

本文認為，經濟增速下行趨勢在疫情前就已形成。最近十年來，國家治理思路轉變為高質量發展，在教育培訓、互聯網反壟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房地產市場等領域取得較大成就，但也產生一定的收縮效應。基層官員發展經濟的動力有所減弱，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經濟社會發展潛力的釋放。國內經濟和國際形勢不確定性增加，消費者和企業家對經濟的預期更為保守。

對此，本文指出，國家的經濟思路應從“防過熱”轉向“防過冷”。政府應重點分析房地產、地方債、民營經濟、科技創新、消費信心、城鎮化和國際環境這七個領域的問題。2024年尤其需要關注房地產風險擴大、民營企業信心不足、西方大國選舉導致不確定性上升等風險。若能妥善應對這三大風險，則中國經濟有望實現5%左右的增長，中止增速下滑趨勢，資本市場也將見底回升。

本文原載《改革》2024年第1期，原題為《穩中求進以進促穩先立后破——當前中國經濟形勢分析與2024年展望》。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

正文

2023年是三年新冠疫情防控轉段后經濟恢復發展的一年。2023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進一步推動經濟回升向好需要克服一些困難和挑戰，主要包括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業產能過剩、社會預期偏弱、風險隱患仍然較多，國內大循環存在堵點，外部環境的復雜性、嚴峻性、不確定性上升。會議提出了“堅持穩中求進、以進促穩、先立后破”的宏觀治理新思路，為中國經濟政策調整指明了新方向。其中，“以進促穩，先立后破”是2024年經濟工作方向性的重大調整。

本文對這一方向性調整提供了現實依據和落地方向，首先分析了當前中國經濟形勢，指出中國經濟發展潛力仍然巨大，但當前經濟增速低于潛在增速，且經濟增速的下滑趨勢在疫情前就已經形成。在此基礎上，結合2023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對2024年經濟政策新思路和經濟工作重點進行了分析。接著具體討論了房地產、地方債、民營經濟、科技創新、消費信心、城鎮化和國際環境這七個領域亟須解決的關鍵問題。最后，指出了2024年中國經濟發展需要重點關注的三大風險，并對2024年中國經濟發展進行了展望。

一

當前中國經濟形勢分析

中國經濟發展潛力仍然巨大，不容錯判。然而，當前中國經濟增速低于潛在增速，且在疫情前就已經出現經濟增速逐年下滑的趨勢。這一現象值得高度關注。通過“穩中求進、以進促穩、先立后破”，可重振經濟增長，使經濟增速恢復至接近潛在增速水平。

（一）中國經濟發展的潛力仍然巨大，不容錯判

一個經濟體的增長潛力主要取決于其潛在的需求和生產能力（即供給）兩個方面。在高質量發展階段，中國仍然有著巨大的潛在需求和潛在供給。

從需求端來看，城鎮化和居民收入提高將持續帶動需求釋放。根據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中國的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為63.89%，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則僅為45.4%，這表明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仍常住農村，另有約2.5億人雖常住城鎮但并未獲得城鎮戶口，未能獲得與城鎮居民相同的住房、教育、醫療和社會保障等方面的待遇。因此，未來城鎮化和農村人口轉移至城市仍存在較大空間，這將帶來進一步的需求增長。此外，中國居民的整體收入仍處于偏低的水平，全國人均可支配月收入中位數不足3000元，與較高的教育普及水平并不匹配，居民收入的提高也將貢獻新的潛在需求。

從供給端來看，中國的高儲蓄率、科技創新能力和人力資源水平均預示著較高的供給增長潛力。中國居民擁有遠高于發達經濟體居民的儲蓄偏好，國民儲蓄率常年保持在40%以上的高位，高儲蓄率為化解歷史呆賬壞賬、進行可持續的資本投資提供了堅實基礎。同時，中國的科技創新潛力巨大，國際專利申請數量排名全球第一；教育體系培養了大量理工科人才，普通本科及研究生畢業生中理工類占比達到40%，超過美國等發達經濟體。

盡管一些觀點認為中國目前面臨著生育率低迷、人口總量見頂的問題，未來的勞動力供給將減少，但事實上，決定勞動力供給的是人力資源總量而非人口總量。目前中國的人均壽命已達到78歲，擁有1.4億“健康活躍”的老年人（以年齡60—70歲為標準），受教育年限持續增加，高中階段和高等教育階段的毛入學率分別達到91.4%和57.8%。將健康和教育水平綜合納入計算后，可以發現，中國的人口總量雖然見頂，但人力資源總量仍在上升，為未來的勞動力供給增長提供了空間。

因此，綜合需求和供給兩方面的因素，我們認為，中國經濟仍然有著巨大的發展潛力，這是本文后續論述的前提。關于中國經濟未來增長潛力的量化測算，一些學者曾給出過不盡相同的結果（見表1）。總體來說，這些測算結果的算術平均值如下：2021—2025年約為5.81%，2026—2030年約為5.31%，2031—2035年約為4.77%。

（二）當前中國經濟增速低于潛在增速的表現

第一，當前中國經濟的增長速度明顯低于其潛在增長速度。

自2010年起，中國GDP增速總體呈下降趨勢。即便不考慮2020—2022年疫情帶來的外生沖擊，GDP增速也從2010年的10.6%下滑至2019年的6.0%，平均每年下滑約0.5個百分點。而2020—2022年中國GDP三年復合平均增速僅為4.5%。如果繼續保持這一下降趨勢，到2025年，中國GDP增速將很可能持續下降，遠低于表1中各項研究測算的潛在增長速度。因此，在當前以進促穩、先立后破，重振經濟增長至潛在增速水平十分必要。

第二，消費者物價指數同比和環比增速均持續走低，生產者價格指數同比和環比增速持續低迷。

一方面，2023年以來，中國CPI同比增速從1月的2.1%分別持續下降至10月和11月的-0.2%和-0.5%；而CPI環比增速在2023年10月和11月亦為負（見圖1），且跌幅在加大。2023年以來，核心CPI同比增速持續處于（0,1%]的低增長區間；核心CPI環比增速在2023年10月和11月分別為0和-0.3%（見圖2）。消費者物價指數CPI是衡量消費環節冷熱程度的主要指標之一，從價格上反映著消費環節的供求關系。中國CPI增速的持續下降，說明當前中國的消費需求不足，不利于發揮其穩定經濟壓艙石的作用。

另一方面，自2022年10月以來，中國PPI和PPI生產資料的同比增速均已持續14個月為負。自2023年5月以來，PPI生活資料同比增速也已持續為負，且跌幅在持續擴大（見圖3）。在過去的12個月中，PPI、PPI生產資料以及PPI生活資料環比增速分別有7個月、7個月、8個月的間斷性負增長（見圖4）。生產者價格指數PPI是生產環節供求關系的價格反映，PPI持續低迷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當前中國生產企業投資需求相對不足的狀況。

第三，當前的消費者信心和企業景氣程度不足，內需相對疲軟。

2022年4月以來，衡量消費者景氣程度的消費者預期指數、消費者滿意指數、消費者信心指數，均持續處于低于100的低位（見圖5），說明當前居民消費意愿不足。2022年初以來，中國的企業景氣指數也在波動中不斷下跌，當下的企業景氣指數要明顯低于疫情前兩年（2018—2019年）的水平（120～130）（見圖6），說明當前企業的投資意愿不足。

第四，當前經濟增長吸納就業能力顯疲態，部分吸納靈活就業的蓄水池行業趨于飽和。

2023年，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均值為5.2%。作為當前吸納靈活就業的兩大蓄水池行業，網約車和外賣配送行業在2023年已出現相對飽和狀態。一方面，全國網約車司機數量從2020年末的289.1萬人快速增長至2023年12月的657.2萬人，2023年全國網約車司機已累計凈增148.2萬人。但是，相較于2022年1月，2023年12月的網約車司機單月接單量從176單降至136單。為此，2023年多個城市，包括上海、重慶、廣州、濟南、珠海、東莞等在內的各地交通部門紛紛發布網約車運力飽和預警。其中，三亞、長沙、上海、貴陽等地已暫停受理網約車經營許可及運輸證核發業務。

另一方面，外賣配送行業也出現了人員接近飽和的狀況，人均接單數量出現下降。根據2023年2月全國總工會發布的《第九次全國職工隊伍狀況調查》，當前中國的外賣騎手數量達到1300萬人，趨近于飽和狀態。其中，美團騎手從2021年的527萬人增長至2022年的624萬人，僅2022年全年就增加了97萬人。作為新型就業形態行業，網約車和外賣配送這兩大行業的就業趨于飽和，說明當前經濟吸納新增就業能力有所下降，經濟尚未達到實現充分就業的潛在水平。

（三）經濟增速持續下滑趨勢在疫情前已經形成

自2010年開始，GDP增速已經呈單調減速趨勢，2010—2019年平均每年下滑0.33個百分點，疫情沖擊令這一趨勢更加明顯。長期以來的經濟增速下滑形成原因不能簡單歸咎于房地產、地方債務、民營企業等行業因素，事實上，這些因素是經濟長期下行趨勢的表現形式，而不是問題本身。

最近十年來，國家治理的思路已經轉變為高質量發展，重點是規范有序，在教育培訓、互聯網反壟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房地產市場等領域取得了較大成就，規范了市場秩序，完善了相關制度。這些經濟活動的規范性治理政策產生了一定的收縮效應。疊加三年疫情對經濟活動和經濟預期帶來的巨大沖擊，經濟社會發展活力和潛力的充分釋放受到制約。

改革開放至今，基層官員發展經濟的動力有所減弱，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經濟社會發展潛力的釋放。受疫情沖擊影響，GDP增長出現較大的波動，根據5年移動平均增速數據，經濟增速進一步保持下滑的總體趨勢，微觀經濟主體對經濟的預期更為保守，消費、投資、房地產行業等信心都受到影響。當前，消費者信心指數一直在低位徘徊，消費者對經濟形勢缺失信心，缺乏消費動力，難以拉動需求回升；投資減速現象明顯，疫情影響下中國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完成額名義同比增長率三年平均只有4.19%；貿易環境日趨惡化，在全球貿易收縮的大背景下，中國外貿出現負增長。

面對這些挑戰，必須要堅持發展是硬道理，以進促穩，為了實現“2035年人均GDP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這一目標，盡快逆轉過去多年來人均GDP增速下降的趨勢，修補疫情沖擊帶來的一系列潛在問題，高度關注經濟建設，調整政府激勵，釋放經濟活力，特別是要抓好未來五年發展的機遇期，為實現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的發展目標打好基礎。

逆轉經濟下行趨勢、實現高質量發展，需要轉變意識，宏觀經濟政策的思路應從“防過熱”轉向“防過冷”。一段時間以來，國家政策的發力點在于規范伴隨經濟快速發展而出現的各種經濟社會問題，力求規范有序、社會穩定。這些規范性政策對于經濟活動具有一定的收縮效應。為了實現2035年目標，實現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宏觀總量性政策應當保持適當寬松，建立“緩沖機制”，防止經濟面臨過冷風險，對高質量發展產生負面影響。

二

2023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

的經濟政策新思路解讀

2023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深刻闡釋了“穩”與“進”、“立”與“破”的關系，特別強調發展的重要性，對進一步推動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一）堅持發展邏輯：高質量發展是新時代的硬道理

2023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必須把堅持高質量發展作為新時代的硬道理，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推動經濟實現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這是本次經濟工作會議的核心提法之一，與“發展是硬道理”的戰略思想一脈相承，是其在新時代的詮釋和拓展。把工作重點明確定位于高質量發展的軌道，可以凸顯國家在現階段對于經濟增長的追求，不會因為經濟社會環境變化而偏離發展的主線。

發展是解決問題和應對風險的關鍵，沒有量的合理增長，質的有效提升將面臨阻礙。如前文所述，過去十幾年來中國經濟運行總體處于偏冷的狀態，在宏觀經濟方面的表現之一是經濟增速呈現下降的趨勢，平均每年下降約0.33個百分點。盡管過去通過加大政府投資力度，在穩定和拉動宏觀經濟增長方面產生了顯著的正向效應，但整體而言經濟增速還是低于潛在增速，經濟增長缺乏長期強勁的內生動力。

在這樣的宏觀背景下，此次中央經濟會議對于高質量發展的新提法有助于穩定市場對中國經濟發展前景的信心，激發市場活力和社會創造力，調動創新進取和探索的動力，從而扭轉經濟增速放緩的趨勢，使經濟運行保持在合理的區間，為實現中長期發展戰略目標奠定基礎。同時作為會議的重要精神，這個新提法釋放出明顯的經濟發展信號，預示著更為進取的經濟發展戰略的實施可能。

（二）堅持增長邏輯：以進促穩

2023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堅持穩中求進、以進促穩、先立后破，多出有利于穩預期、穩增長、穩就業的政策，在轉方式、調結構、提質量、增效益上積極進取，不斷鞏固穩中向好的基礎。與以往強調穩中求進相比，這次經濟工作會議對于以進促穩的新提法，更加強調“進”的重要性，“進”是方向和動力，以“進”帶動“穩”，鞏固穩中向好的基礎，是宏觀經濟治理方面的重要創新。

當前中國經濟已經從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的新階段，面臨經濟增速目標區間總體下調的趨勢。在這樣的長期經濟發展背景下，保持一定發展速度的重要性更加凸顯。只有通過經濟的不斷前進和高質量發展，才能保持經濟運行的合理增速，持續深化改革和推進結構升級，從而實現中長期發展戰略目標。

同時，只有保持一定的增速，在發展中解決前進中的困難和問題，才能為經濟社會穩定發展奠定基礎，有效應對內外部風險和挑戰，防止經濟社會出現大幅波動和收縮，更好地實現穩定的目標。這一新提法標志著經濟政策方向的重要轉變，預示著更加積極主動的宏觀政策的推出和實施。

（三）堅持實事求是：先立后破

2023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先立后破，多出有利于穩預期、穩增長、穩就業的政策。這就要求在經濟工作中堅持唯物辯證法，當新的經濟增長模式尚未完全建立的情況下，不能脫離實際、急于求成。特別是在處理房地產、地方債等歷史遺留問題時，要做好新舊模式之間的平穩銜接，避免出現盲目求快、“一刀切”的做法。

（四）堅持系統思維：統籌非經濟性政策

2023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增強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加強財政、貨幣、就業、產業、區域、科技、環保等政策協調配合，把非經濟性政策納入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評估，強化政策統籌，確保同向發力、形成合力。”這就要求從系統思維出發，設計好政府的激勵機制，統籌好中央和地方、部門間政策的關系，共同服務于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目標。

例如，在數字平臺企業監管過程中，要處理好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國家數據局、工業和信息化部等部門間的關系，在政策上形成合力，避免相互掣肘。再如，在化解房地產市場風險過程中，要處理好中國人民銀行、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商業銀行、地方政府之間的政策協調問題，避免“灰犀牛”的出現。

（五）堅持學習政府與市場經濟學

政府與市場經濟學是研究現代經濟活動中政府與市場關系的經濟學新分支。政府與市場經濟學認為，任何成功的經濟實踐必須要由政府來培育和匡正市場行為，為實現這一目標，政府的行為和激勵設計非常重要。

2023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深刻領會黨中央對經濟形勢的科學判斷，切實增強做好經濟工作的責任感使命感，抓住一切有利時機，利用一切有利條件，看準了就抓緊干，能多干就多干一些，努力以自身工作的確定性應對形勢變化的不確定性。”這就要求在經濟工作中遵循政府與市場經濟學的基本原理，調整好地方政府的行為激勵，激勵地方政府培育市場、改善民生。特別是要建立容錯機制，完善問責機制，解決地方政府干事創業的“后顧之憂”。

三

中國經濟發展

亟待解決的關鍵問題

貫徹執行2023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釋放中國經濟發展的潛力，逆轉中國經濟增速下行的趨勢，應抓住2024年的關鍵工作，相關政策也應著力于此。

（一）房地產：形勢嚴峻，必須積極穩妥化解風險

當前，房地產市場形勢嚴峻。從全國層面來看，商品房銷售面積、房屋新開工面積、房地產開發投資完成額、個人住房貸款余額等房地產發展主要指標的增長速度均出現負增長和絕對規模的大幅萎縮。

商品房待售面積2023年底達到了6.7億平方米，接近2023年初的高位，同時也再次接近2016年3月歷史待售面積高點7.3億平方米（見圖7）。此外，還需要考慮尚未計入待售面積的商品房在建工程，商品房去庫存迫在眉睫。與此同時，商品房銷售面積連續兩年出現大幅下滑，2023年商品房銷售面積相比歷史峰值2021年同期下滑接近38%，銷售額下滑接近36%，2023年商品房銷售面積已經下滑至2012年左右的水平（見圖8）。

在庫存高企和銷售下滑的背景下，房屋新開工面積和房地產開發投資完成額也出現大幅下滑，其中房地產開發投資完成額較2021年歷史峰值下滑超過20%，房屋新開工面積更是從2019年達峰以來連續下滑至峰值的一半不到，雖然中間受到疫情反復和房地產市場預期轉弱的影響，但是直接下滑回到2008年以前的水平仍然屬于超預期的大幅下跌（見圖9）。個人住房貸款余額的變化也是如此，從2023年第二季度開始，個人住房貸款余額在近20年來首次出現同比負增長，第三季度降幅更是進一步擴大，達到-1.2%（見圖10）。

考慮到人口數量增長的不斷放緩與城鎮化率的不斷提高，中國房地產市場已經度過高速增長時期，基本到達歷史性的長周期拐點，行業開始邁入新的發展階段。當前房地產行業連續兩年出現大幅下滑，一定程度上對經濟恢復和長期增長造成拖累。

面對房地產行業的嚴峻形勢，必須積極穩妥化解房地產風險，絕不能演變為金融市場的恐慌和危機。2023年以來，中央金融工作會議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就妥善化解房地產風險、促進金融與房地產良性循環進行了部署。2023年10月，中央金融工作會議指出，要“促進金融與房地產良性循環，健全房地產企業主體監管制度和資金監管，完善房地產金融宏觀審慎管理，一視同仁滿足不同所有制房地產企業合理融資需求，因城施策用好政策工具箱，更好支持剛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加快保障性住房等‘三大工程’建設，構建房地產發展新模式”。

2023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將房地產列為重點領域風險，要求持續有效防范化解。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指出，要統籌化解房地產、地方債務、中小金融機構等風險，嚴厲打擊非法金融活動，堅決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積極穩妥化解房地產風險，一視同仁滿足不同所有制房地產企業的合理融資需求，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加快推進保障性住房建設、“平急兩用”公共基礎設施建設、城中村改造等“三大工程”。完善相關基礎性制度，加快構建房地產發展新模式。我們認為，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強調的“先立后破”的重點之一，就是房地產領域風險的化解和房地產發展新模式的構建。

2023年下半年以來，房地產調控政策多次出現優化，穩定房地產市場取得了初步成效。圖11與圖12顯示，2023年12月，30個大中城市商品房成交數據環比出現改善，改善幅度接近2023年初的水平，同比跌幅也相較于2023年年內低點大幅收窄，2024年房地產調控政策有望出現進一步的優化和放松。

滿足房地產企業的合理融資需求是穩定房地產市場的當務之急。2022年底支持房地產發展的“金融十六條”實施后，房地產市場成交量和價格回穩，房地產企業外部融資情況出現一定改善，居民真實的剛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釋放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部分房地產企業的融資壓力。

但是，房地產企業融資需求仍有待充分滿足，在房地產開發資金中，2023年來自國內貸款的降幅收窄仍不明顯，并且從4月開始繼續邊際下行；房地產企業的資產負債表仍需進一步修復，自有資金投入同比進一步持續走低。穩定房地產市場，需要解決房地產企業當前面臨的流動性問題，要一視同仁滿足不同所有制房地產企業的合理融資需求，特別是解決頭部優質民營房地產企業的流動性難題。

房地產市場調控應當轉向充分滿足居民住房有效需求，將商品房市場運行機制交還給市場供需關系本身，同時加強住房保障，真正構建起房地產新發展模式的基礎。要逐步取消房價限降令、限購令等非市場化約束，并大幅增加保障性住房供給。價格作為市場運行的信號，其變化既反映了市場參與者行為和預期的變化，又會對其產生重要影響。只有當價格信號能夠充分發揮作用時，才能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

一方面，當前房地產庫存高企，銷售大幅下滑，房地產企業流動性普遍存在困難，在引導增加金融機構對房地產企業融資的同時，應加快房地產市場出清，鼓勵房地產企業靈活調整價格去庫存，充分發揮價格的信號作用，這同樣是緩解企業流動性困難、建立房地產市場新均衡的重要途徑。

另一方面，不同能級城市間房地產市場明顯出現分化，特別是由于“限購令”等約束的存在，部分城市居民住房的需求并沒有得到滿足，應當采取增加一線城市供地等方式，充分滿足居民住房真實有效需求，引導房地產市場長期健康發展。同時，還應當大幅增加保障性住房供給，解決好新市民、青年人等的住房問題。

只有在政策調控中進一步落實2023年下半年中央金融工作會議和2023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才能確保在面臨長期拐點的當下，房地產市場能夠持續平穩發展，真正構建起房地產發展新模式。

（二）地方債：債務風險可控，但必須解決負債主體錯配和債務期限錯配的問題

對于地方債的問題，應進行冷靜而全面的分析。客觀地講，在2008年受到全球金融危機沖擊的情況下，地方政府被要求大力投資基建項目，地方債對穩定中國經濟增長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并在當時以較低的發債成本、人工成本以及年輕的勞動力換取了一大批寶貴的基礎設施，為當地土地的升值、房地產業的發展以及營商環境的改善作出了巨大貢獻。因此，對于地方債不能“一刀切”式地全盤否定。

隨著中國經濟轉向“房住不炒”的新階段，“土地財政”難以為繼，基建投資的邊際回報率不斷下降，甚至有一些項目的回報率為負。2020年，地方政府財政盈余和地方國企利潤之和只相當于地方債的1.9%左右，尚且不足以支付債務利息，更無力還本（見圖13）。如果中央政府不進行干預，地方債可能難以持續。當前高企的地方政府債務已經透支地方政府發展經濟的能力，是造成經濟增長乏力的主要原因之一。由于地方政府自行化解債務在全國層面看可能不太現實，因而中央政府應積極與地方政府合力化債，通過設計一套整體解決方案，標本兼治，穩妥地解決地方債問題。

對此，我們建議從以下三方面入手化解地方政府債務：

首先，建議中央增發國債置換地方債，以緩解債務即將到期、資源稟賦較弱地區的償債壓力，降低地方債務違約及其潛在的外溢風險。中央政府尚有較大舉債空間，國債置換地方債有其可行性。根據世界銀行2021年中央政府債務總額/GDP指標的統計，北美為116%、OECD為123%、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為72%、歐洲和中亞（不包括高收入國家）為29%，而中國2022年僅為不到22%。此外，增發國債也有助于加快人民幣國際化。

其次，建議中央政府成立地方債AMC（資產管理公司），通過借鑒四大國有銀行重組經驗，運用市場化方法，承接收購城投公司的不良資產后，再采取債務重組、存量地產盤活、優質城投公司增信幫扶等多種手段對不良債務逐項化解，幫助地方政府輕裝前進。

最后，對于后續地方新增債務，中央應建立一套舉債新機制，從根源上杜絕未來地方債問題的重現。一是建議成立全國性的基礎設施投資公司，統一管理地方基建項目的規劃、融資、建設與監督；二是從制度短板入手，構建多維度、長周期的地方官員評價體系，引導地方政府官員合理適度舉債；三是進一步深化國企改革，真正做到政企分開，避免國有企業成為地方政府的融資工具。

（三）民營經濟：信心與活力不足

截至2023年9月底，中國登記在冊民營企業數量超過5200萬戶，民營企業在企業總量中的占比達到92.3%。民營經濟已經成為推動發展、促進創新、增加就業、改善民生和擴大開放不可或缺的力量。但是，由于疫后投資和消費需求尚未完全恢復，緊張的國際科技貿易環境未見根本改善，民營企業發展面臨較大壓力、信心與活力不足，民間投資增速仍在持續回落，這顯然不利于中國經濟恢復與發展。

2023年，民間投資增長持續低于整體投資增速，延續了2022年以來的頹勢（見圖14）。從剔除疫情影響的五年移動平均數據來看（見圖15），這一問題也得到了體現。2023年5月以來，民間投資更是連續7個月出現累積同比負增長。11月，相較于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6.5%的投資增速，民間投資增速僅為-0.5%。造成民營經濟信心與活力不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的直接原因是民營企業的投資意愿在經濟大環境趨冷的形勢下持續下降；更深層次的原因則來源于民營企業發展的政策和制度約束仍然突出，民營企業家對于未來的不確定性和不安全感上升，這不利于提振民營企業家信心。

針對當前民營經濟發展狀況，建議從理論和行動兩方面入手穩定民營企業家信心、恢復民營經濟活力。

在理論上應有新提法，竭力避免將發展民營經濟解讀為“權宜之計”。2023年7月發布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指出，民營經濟是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生力軍，是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基礎，是推動中國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的重要力量。建議在《意見》的論斷基礎上，堅定不移地從理論上明確提出，黨和國家發展民營經濟是長期堅持的基本原則，給民營企業家真正吃下“定心丸”。

在行動上，盡快辦理幾件實事，通過案例引導打破各界對于發展民營經濟的擔憂。第一，加快條件已非常成熟且多年來期待上市的互聯網平臺企業在境內外上市。第二，借鑒福建晉江、浙江永康等地民營經濟發展的經驗，每年舉辦民營企業家節，對民營經濟進行正面宣傳，對榜樣企業和榜樣企業家進行表彰。同時，每月舉辦民營企業家與政府領導的面對面溝通大會，解決民營企業面臨的實際問題，優化營商環境。第三，堅決取締以賺取流量為目的、惡意攻擊民營企業家及企業家精神的網絡自媒體，形成風清氣朗的輿論環境。

（四）科技創新：把握能源轉型與數字經濟兩大關鍵領域

應以科技創新引領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2023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將“以科技創新引領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列為2024年工作任務之首，強調進一步強化企業科技創新主體地位。2022年，中國研發經費投入達3.08萬億元，其中，企業研發經費投入為2.39萬億元，占全國的77.6%。民營企業是科技創新的重要力量，全國工商聯的數據顯示，2022年研發投入前1 000家民營企業的研發費用總額為1.1萬億元，占全國研發經費投入的39%，占全國企業研發經費支出的50%。企業在中國科技創新中具有重要地位，亟須在科技創新的關鍵領域激發企業積極性，創造新的產業投資機遇。

當前，能源轉型與數字經濟是中國培育發展新動能、引領未來發展的兩個關鍵領域，是新一輪科技創新與產業變革的重要方向。

在能源轉型領域，中國需要解決能源轉型中的能源安全問題，同時也要兼顧2030年碳達峰、2060年碳中和的“雙碳”目標。據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估算，中國實現2060年碳中和目標的總綠色投資需求為139萬億元，2030年前實現碳達峰每年需3.1萬億～3.6萬億元投資，亟須通過打造光伏、儲能、綠醇、綠氫、綠氨等上下游產業鏈協同發展、產學研密切合作的產業業態，吸引更多企業綠色投資。

在數字經濟領域，“數據+算力+算法”是數字經濟時代的核心生產力。中國在算法上有大量人才積累，在數據要素上具有規模優勢，算力資源總體規模較大，具有“算法+數據+算力”優勢。若能充分利用這一優勢，數字經濟發展潛力將十分巨大。但目前中國算力芯片的互聯帶寬、最先進芯片的通用計算性能都只有國外主流芯片的一半，數字經濟發展還面臨著芯片“卡脖子”風險。

具體來看，可從四個方面入手激發科技創新和產業投資：一是加大對綠色能源行業的中央政府投資，帶動民間投資，力爭5—10年內解決能源安全問題。二是盡快推動形成碳排放全國統一大市場，帶動“雙碳”投資，建立全社會對于碳價格的長期穩定預期。三是建立算力統一大市場，突破算力瓶頸，實現人工智能的革命性躍遷。當前國內算力利用率約為30%，若能通過算力統一大市場將算力利用率提高到70%，中國人工智能算力市場規模將達到1500億元。四是重振科技創新投資信心，在中美博弈中積極有為，盡快推動具有標志性的科技互聯網企業上市。

（五）消費信心：宏觀數據和微觀感受之間存在差異

2023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注意把握和處理好宏觀數據與微觀感受的關系。雖然2023年消費呈現整體回升的態勢，但我們應更完整、全面地看待數據，充分認識到宏觀數據和微觀感受之間存在的差異。2023年消費總體持續恢復穩中向好，成為穩增長和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支撐。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速從2023年6月開始穩步回升，11月達到10.1%；前三季度，最終消費支出對經濟增長的累計貢獻率為83.2%；第三季度，最終消費支出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94.8%，拉動GDP增長4.6個百分點。

但同時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微觀感受方面，居民消費信心和意愿較弱，居民消費能力有待提升，消費潛力有待釋放。一方面，疫情在影響當期收入的同時，也降低了人們對未來收入的預期，進而導致消費能力不足，消費行為更加趨于保守，居民消費意愿下降。中國消費者信心指數從2022年初斷崖式下跌之后始終在低位徘徊，2023年11月僅為87，遠未恢復至2019年疫情之前超過120的水平。

另一方面，對國家統計局的數據測算可以發現，用消費支出占可支配收入之比衡量的居民消費傾向從2019年前三季度的67.6%下降至2023年同期的66.4%。雖然2023年第三季度最終消費支出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很高，但是相對于2022年同期增長較快的是旅游（152.7%）和餐飲（14%）等被疫情壓抑的需求，而這建立在2022年低基數的基礎之上；限額以上企業商品零售額同比僅增長2.4%（見圖16），其中拉動增長的主要是受疫情抑制的消費，而建筑及裝潢材料類商品的消費下降13.4%，家具類消費下降4.6%，家用電器和音像器材類僅增長0.8%，耐用品消費復蘇乏力。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2023年中國汽車行業取得亮眼成績，引發了廣泛關注。但是這一增長也主要是汽車出口帶來的，內需中的汽車消費仍然疲軟。2023年，中國汽車產銷量首次均突破3 000萬輛，分別完成3 016.1萬輛和3 009.4萬輛，同比分別增長11.6%和12%。

雖然2023年汽車產銷實現較高增長，但具體而言，汽車產銷增速主要靠出口拉動，汽車出口491萬輛，同比增長57.9%，出口對汽車總銷量增長的貢獻率達到了55.7%。其中，乘用車出口414萬輛，同比增長63.7%；商用車出口77萬輛，同比增長32.2%。汽車行業面臨內需不足的問題，產能釋放過度與需求相對不足已經成為現階段汽車市場的主要矛盾。現階段，居民的收入、消費信心仍未有明顯改善，汽車行業呈現內需停滯、出口激增的趨勢。

當前，在國際地區經濟衰退風險加劇和國際形勢動蕩的時代背景下，中國居民消費傾向的降低和居民消費信心的走低等因素使得消費復蘇愈發艱難，難以通過經濟的自身調節實現快速恢復。消費信心持續低迷的狀態成為經濟復蘇乏力的一個重要影響因素，使得穩定消費和經濟增長面臨較大的困難和風險，迫切需要實施強有力的政策來提振消費信心、穩定消費預期。

為進一步釋放消費潛力和重振經濟增長，建議中央政府推出消費補貼政策，打破過去主要依賴增加基建投資的方式穩增長的政策慣性，為今后應對短期經濟增速下行探索新出路。消費券的發放可以提升居民購買力，釋放因信心、收入不足和不確定性等因素被抑制的消費潛力，進而推動投資和生產擴張、增加就業，最終促進消費進一步提升。

從效果來看，補貼消費比補貼收入更能直接拉動經濟，鑒于中國居民高儲蓄率的經濟現實和民眾對未來收入預期的不確定性，直接補貼的收入并不一定會被用于生活支出，難以通過乘數效應拉動生產部門的擴大再生產。從成本角度來看，補貼后撬動的消費會帶來財政收入的相應增加，使得補貼消費的實際成本相對較低，整體來看不會大幅增加財政負擔。

2020年以來，全國多個城市的地方政府相繼推出了形式多樣的消費券，結合商家的促銷活動，一定程度上緩解了零售、餐飲、家電、汽車和旅游等行業的發展困境，在提振零售和活躍市場方面取得了積極的正向推動效果，發揮了財政刺激政策“四兩撥千斤”的杠桿作用。

但相較于中國44萬億元的消費體量，現有的消費券政策仍顯力度不足，且地域覆蓋范圍有限。相關研究的經驗表明，每1元錢的政府財政支出可以帶來約4元錢的消費。按照這一比例，如果在全國范圍內發放消費券，并設定門檻補貼一定比例的消費，則有望帶動更大規模的社會零售增長。根據現有研究經驗線性外推，發放1萬億元消費券可能帶動4萬億元的消費增長。

同時，杠桿效應撬動的消費會帶來政府財政收入的相應增加。中國稅收的基礎是流轉稅，2022年中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和社會保險基金預算收入分別為20.37萬億元和10.15萬億元，絕大部分與流轉掛鉤，約為國內生產總值現價的1/4。這樣的比例意味著發放1萬億元消費券可能帶來4萬億元的消費增長，還有望帶來1萬億元的政府財政收入，抵消初始財政投入。這種做法整體而言既可以刺激消費，又有望避免增加中央財政負擔。

（六）城鎮化：潛力未能充分激發，制約內需釋放

城鎮化潛力未能完全釋放是制約中國需求能力釋放的重要原因。中國城鎮化面臨三大問題。第一，近幾年城鎮化率提升幅度較前期有所放緩。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2020年中國戶籍人口城鎮化率為45.4%，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為63.89%；2022年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到65.22%，但依然低于世界主要經濟體的城鎮化率70%。第二，不同地區城鎮化水平不均衡。2023年《中國統計年鑒》顯示有12個省份城鎮化率高于全國水平，其中上海、北京、天津位列前三，分別為89.33%、87.57%、85.11%;19個低于全國水平。第三，戶籍人口城鎮化率與常住人口城鎮化率不匹配，城鎮化質量較低。由于戶籍制度改革及其配套政策尚未全面落實，城鎮基本公共服務尚未覆蓋全部常住人口，大中小城市發展協調性不足，超大城市規模擴張過快，部分中小城市及小城鎮面臨經濟和人口規模減小的問題，城鄉融合發展任重道遠。

各國數據表明，高水平的城鎮化與高人均收入是正相關的。提高城鎮化率有助于縮小城鄉發展差距和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從而促進消費和釋放內需。釋放城鎮化潛力、提高城鎮化質量，應加快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降低人員流動成本。第一，除超大型城市外，應全面放開戶籍，同時，地方政府的轉移支付及公共服務人員編制應與人口流入掛鉤。第二，超大型城市放寬積分落戶標準，讓人口流動起來，合理應對老齡化問題。第三，建設全國統一的社會保障體系，促進人口流動和就業。

（七）國際環境：不確定性較大，需積極主動管理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各國經濟遭受損失，部分發達國家在國際貿易中開始實行保護主義，逆全球化思潮日益盛行。國際秩序失序，地緣政治不穩定加劇，2022年2月俄烏戰爭爆發，2023年10月新一輪巴以沖突爆發。美國挑起了中美貿易摩擦，新冠疫情凸顯全球供應鏈不確定性風險。從2022年開始歐美發達國家為控制通貨膨脹采取緊縮的貨幣政策，導致全球利率攀升，2023年3月底歐美一些銀行破產，國際金融市場出現動蕩。總體而言，中國面臨的國際環境不確定性加大。

2023年全球貿易增長乏力，世界貿易組織預測全年增長0.8%。1—11月，中國貨物進出口總額達379 587億元，同比持平，由于人民幣貶值4.55%，以美元計價的進出口均下跌5%～6%。前三季度，美德英等多國出口均出現收縮。

中國的國際商品進出口貿易在過去的20年發生了兩大變化：第一，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貿易增加值數據庫（OECDTi VA）統計，近20年來國外最終產品中附加值來自中國的比例呈上升趨勢，如圖17所示，2017—2020年國外最終產品中附加值來自中國的比例持續上升，2020年達到2.046萬億美元，首次超過美國。其中，中國對美國消費的最終產品附加值自2015年開始有所下降，從1.54%下降到1.17%。第二，中國與美歐等發達國家的貿易在中國貿易中的占比自2017年后呈緩慢下降趨勢，出口占比從49.78%下降至2023年前11個月的43.08%，進口占比從47.08%下降至2023年前11個月的38.56%（見圖18）。

面對國際環境的變化，中國不能只是國際環境的被動接受者，而應積極主動管理國際環境。2024年是“超級選舉年”，是歷史上舉行選舉最多的一年，在接下來的12個月里，70多個國家和地區將舉行大選，政治環境可能面臨更多動蕩，需注意和預防大選浪潮裹挾而來的風險。

中國應理清各國國內不同群體關系，增強與關鍵決策者和工商群體的有效溝通。比如，在與中國“脫鉤”問題上，雖然美國民主黨和共和黨在對華強硬政策上取得共識，但美國產業界、科技界、金融界和軍方等的態度存在較大差別；同時，中美雙方在不同領域中競爭和合作機會也存在較大差異。2023年11月15日的中美元首舊金山會晤，在政治外交、人文交流、全球治理、軍事安全等領域達成20多項共識，未來仍有在更多領域尋求共識與合作的可能。

四

2024年中國經濟展望

2024年，中國經濟運行的最大看點在于宏觀經濟政策能否克服慣性，高效落地。2023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已經明確以進促穩、先立后破的主基調，接下來需要拆解成各級政府以及各個行業管理部門的關鍵績效指標，理順政府行為的激勵機制，盡快落實到實際工作中。

2024年需要重點關注如下風險：第一，充分應對房地產下行風險的政策出臺不夠及時，導致房地產行業風險有向金融等領域擴散的趨勢。第二，民營企業信心不足，民間投資持續下滑。2023年民間投資出現負增長，必須高度重視并及時逆轉這一趨勢，避免民間投資增長停滯引發的風險。堅決防止國內民營經濟活力的下降，著力解決民營企業信心不足、政策及制度約束問題。第三，西方大國大選期間政治環境不確定性增大。

如果這三大風險可以有效應對，則中國經濟有望扭轉過去一段時間以來增速下行的趨勢。我們對2024年有如下六個判斷：

第一，2024年經濟增速有望實現5%左右的增長，中止增速下滑的趨勢。

應當注意的是，盡管預計2024年與2023年增速接近，但是由于基數不同，2024年經濟實際運行強度將顯著高于2023年。

第二，房地產市場回歸市場化，年末有望實現穩定。

在保交樓政策的托底下，居民購房信心企穩，房地產市場一系列限購、限貸、限售、限降措施將逐步退出，商品房市場逐步呈現市場化特征，一線城市需求加快釋放。與此同時，政府將積極推進保障性住房建設。在各種措施合力之下，房地產投資負增長的趨勢將顯著改善。

第三，地方債務違約風險得到有效控制。

中國政府負債規模總體安全，在中央出臺一攬子化債方案的背景下，地方債務背后的負債主體錯配、期限錯配的問題將得到改善，支持地方政府化債的特別國債將持續發行，同時不良資產處置等相關機制有望逐步建立，地方債的融資利率將逐步下降，地方政府債務違約風險將得到有效控制。

第四，民營企業在一些領域的投資強度上升。

當前，中央密集出臺了若干促進民營經濟發展的措施，不僅提振了民營經濟信心，而且為民營經濟發展指明了“綠燈”行業，例如能源安全、低碳轉型、人工智能等諸多領域，大幅減輕了民營企業的顧慮。

第五，歐美加息周期結束，人民幣匯率穩中有進，對新興經濟體出口成為外貿穩定器。

在全球貿易收縮和中美貿易摩擦的大背景下，對發達經濟體貿易的收縮將被對“一帶一路”國家和拉美國家的貿易增長有效對沖，國際貿易新格局有望形成。

第六，資本市場見底回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