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過熱癥結在土地收益
城鎮土地國有與農村土地集體所有的中國土地制度，最終促成了土地被地方政府實際“所有”，它使得連續從大幅房地產漲價中獲得規模巨大、增長更快的“土地收益基金”的地方政府成了中央宏觀調控房地產市場的最主要“障礙”。迄今為止，土地收益不列入“預算內”，因而不公開、不透明、不需“專款專用”、不需 “財政審計”，這不僅意味著可以“自主使用”，甚至“隨意使用”，更意味著可以隨時拿來“搞政績工程”，用于鋪墊“官職上升”的“基石”。
中央政府最近終于決定通過編制“國有資本預算”的方式，將國有資本收支尤其是收益情況統一掌握起來。這是一個重大進步，因為至少相比以前透明化了，更有助于社會的公平公正，因為預算的一個作用就是強化監督，使公眾能夠看到這些名義上屬于大家所有的國有資本每年產生多少損益，又是如何處置的。
中央政府最近終于決定通過編制“國有資本預算”的方式，將國有資本收支尤其是收益情況統一掌握起來。這是一個重大進步，因為至少相比以前透明化了，更有助于社會的公平公正，因為預算的一個作用就是強化監督，使公眾能夠看到這些名義上屬于大家所有的國有資本每年產生多少損益，又是如何處置的。
由此我在想，在一個主要由國有資本集中經營國民經濟主要資源與骨干行業的環境中，相比于主要由私人資本經營的情況，其經濟運行特點，特別是宏觀調控的重點與方式，想必是不完全相同的。起碼，行政性壟斷就是一個突出特點。而行政性壟斷的背后是政府。拿在以私人資本為主的經濟體系中積累形成的宏觀經濟學理論與工具，來認識分析行政性色彩較濃的經濟運行，甚至在政府干預的實踐中把人家的“宏觀調控工具”直接拿來，調控效果難盡如人意是毫不奇怪的。
等到第一份中國“國有資本預算”公布時，我們就會切實看到國有資本規模的龐大及其對國民經濟的控制。既然政府是經濟中的主要力量，政府又是行政的化身，那么，當經濟運行出現了類似眼下的“偏快可能轉向過熱”、通貨膨脹壓力快速擴大之時，中央政府宏觀調控的主要著力點應是什么？應主要靠行政措施還是市場化手段？學者與官員們的解釋能夠完全從流行于歐美大學的宏觀經濟學教科書中尋找理論基礎嗎？
依我看，在我國整體經濟環境沒有發生根本變化之前，宏觀調控的重點絕不是非政府力量掌控的私人資本活動，而應該是各級政府及其延伸力量的國有資本，因為這些力量掌控著國民經濟的“上中游”。這就像對大江大河的治理，如果不對上中游予以重點有效整治，而只盯著下游，那肯定是本末倒置。
步入新世紀以來，各級政府力量的主要積累源是什么？土地！
如果沒有政府直接參與或主導的大規模投資，就不可能迅速帶動起對上游行業及其產品的巨大需求，也就沒有上游行業的快速擴展，就不可能發生對自然資源、能源、環境的過度需求，也就不可能產生上游產品價格上漲及其對中下游的傳遞，價格普遍持續上揚的通脹壓力也就不會發生，也就不會有什么以“收縮”為基調的宏觀調控。
或許有人會說，政府財政收入越多，其力量就越大。的確，過去十年里，我們看到各級政府的財政收入都以兩位數甚至20%以上的速度在增長，但別忘了，各級政府的“久賬”也太多，僅僅是諸如看病、養老、上學等社會保障體系仍是覆蓋有限，等著大量財政投入，更不用說還有日漸龐大的行政機關與人員隊伍吞沒著每年增加的相當一部分財政收入，所有這些開支都是列在“預算內”的。也就是說，盡管列在各級政府“預算內”的財政收入是以每年20%多的幅度增長，但沒有哪一級政府會說自己的開支是寬裕的，“錢不夠花”反而是“預算內系列”里的常用語。所以，僅由明明白白列入“預算內”的財政收入快速增長與積累，是不會支撐起各級政府強大的直接產業投資能力的，何況“預算內收入”是由各個“科目”框定并需要公開的，地方“長官”們哪能“隨意”自主運用啊！
土地收益可就大大不同了。城鎮土地國有與農村土地集體所有的中國土地制度，最終促成了土地被地方政府實際“所有”。這一結果，導致了地方政府最希望房地產價格上升，甚至有些當政者認為所“統轄城市”的房地產價格上升得不快便說明經濟增長得不夠快。正是這股力量成了中央宏觀調控房地產市場的最主要“障礙”。為什么？還不是因為從連續大幅房地產漲價中能夠獲得規模巨大、增長更快的“土地收益基金”！更重要的是，迄今為止，土地收益是不列入“預算內”的，因而不公開、不透明、不需“專款專用”、不需 “財政審計”，這不僅意味著可以“自主使用”，甚至“隨意使用”，更意味著可以隨時拿來“搞政績工程”，用于鋪墊“官職上升”的“基石”。
因而我們看到，不斷有報道稱各級政府的土地收益由前幾年的幾千億元已增到每年1萬億元。這還是相當保守的數據，因為沒有人確切地知道每年全國土地收益以及累計余額到底是多少，更沒有人知道其具體支出情況。反正事實是，地方政府可以“放心大膽”地從 “預算外收入”的土地收益基金里拿出巨額資金，用作各種政府直接參與和主導的投資項目的“資本金”。這也是地方政府為什么千方百計通過提升房地產價格來快速積累集中“土地增值收益”的主要動因。所以，某種程度上講，如果沒有各級政府如此迅速擴展的“預算外”土地收益積累，就不可能發生眼下令人們著急的經濟“偏快可能轉向過熱”、通貨膨脹壓力陡增的情形。
可見，當前經濟運行的主要癥結就在于地方政府掌控著龐大的“預算外”土地收益基金，它不容置疑地應該是當前與今后一段時期內宏觀調控的關鍵。 最迫切的措施，也是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像“國有資本預算”政策一樣，通過法律將各級地方政府的土地收益一一列入“預算內”，編制本級政府的“土地收益預算”，中央編制“國家土地收益預算”，按受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的審議與監督。中央政府經由全國人代會審議后，統一規定這一預算中的各類細致“科目”，規定政府土地收益的具體用途。其中最重要的是，應強制要求主要用于社會保障、回饋“三農”以及必要的基礎設施投資。
如此看來，當前的宏觀調控必須在各級政府及其掌控的土地收益上下大功夫，而不能僅僅依靠利諸如利率調整等貨幣政策工具，更不能指望那些軟綿綿的“窗口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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